距今二百年左右的古人著述，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并没有因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化为陈迹，这应当是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整理出版的现代意义之一。钱大昕作为清乾嘉时代的学术大师，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把研究领域从考校经书扩大到整理史籍，把属于考古学范畴的金石学跟古文献考释工作结合起来，研讨了古文献中涉及语言、历史、地理、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的难题，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。就晚近的《三国志》整理情况而言，如果没有注意钱大昕的有关成果，一些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能及时解决。例如《吴志·虞翻传》末尾附记虞耸“累迁廷尉，湘东、河间太守”；虞曾为“尚书，济阴太守”。钱大昕在《廿二史考异》里指出，按照写史的通例，《吴志》中不该有这样的记载，因为吴国没有河间、济阴二郡。后来新疆出土的晋写本《虞翻传》残卷恰恰没有上述十六个字。可知十六字非《吴志》原文，乃后人增补。这个与史书通例有关的疑问，在各版《三国志》中依然存在。类似的情况（不仅在今后《三国志》的整理工作中时有所见），在其他文献特别是传统经史资料的研究中也不乏其例。单从应用价值来看，新出版的《全集》，更便于研读和检索，实在值得欢迎。钱大昕对研究范围的开拓，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等，值得研究者重视。如有人作系统的钱学研究，则对当前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不无意义。
 |
